李迅雷:中间层收入增速过快下行 如何应对?

2019-04-17 10:30 第一白银网 A-

  本篇为我在3月28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接受腾讯财经记者采访的主要内容。从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看,中低收入、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三个组的人口之和占总人口60%,但其可支配人均收入增速只有4.4%,不足2018年9.7%的名义GDP增速的一半。对这一现象,该如何应对?毕竟这60%的群体是拉动我国消费的主力军,同时也是社保很需要关爱的阶层。

  2018中国经济出现显著的消费放缓现象。在主要指标的汽车消费上,甚至出现大幅下滑。作为拉动经济“三架马车”的消费,是否就此步入疲软状态。最近,原子智库独家专访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,谈当前消费形势和应对之策。全文一共5000字,需阅读8分钟。

  对话 | 郭亦非

  编辑 | 李尚文

  以下是李迅雷观点的摘要:

  1、中国高端消费强劲有力,低端扶贫力度较大,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间阶层如何提高收入水平。这部分人群占到中国人口60%以上。

  2、成熟经济体都靠消费拉动增长。要提高消费,首先要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或福利水平,可以针对这类阶层给予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。

  3、投资一定要考虑到投资效率,而不是追求地区之间的平衡。把大量财政投入到高铁上当然有好处,但也要考虑民生方面的投入。

  以下是对话李迅雷的正文

  原子智库:您最近写文章提到,全国60%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4%多一点,远低于GDP增长,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?

  李迅雷: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统计公报出来的,所以它是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,抽样调查可能存在一定偏差。应该来说,这也是唯一的官方发布数据。我们可以看到,两头增长还可以:一个是高收入组,另外一个是低收入组,增长都在8%以上。只有中间三个组:中高收入、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,他们收入增速偏低。而这三组加起来占到全国人口的60%,这种增速还是令人担忧的。

  去年中国名义GDP增速是9.7%,这个群体收入增速比名义GDP低一半。这反映出我们将来可能会面临消费乏力的问题。中国的高端消费没问题,去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到全球的1/3。低端扶贫力度比较大,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,所以低收入阶层也没问题,主要是中间阶层怎么提高收入水平。

  原子智库:不同群体收入增速差距体现在哪儿?财产性收入差距在扩大吗?

  李迅雷:大致体现在财产性收入上,但财产性收入占比不算大。我觉得更多地跟经济转型有关。传统产业毛利率在下降,很多民营企业日子不好过,总体来讲产能过剩。新动能这一块,包括高新技术产业、信息产业等等,增长非常快,但这部分从业人员数量有限。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,新动能比重过低,旧动能比重较大,这样会产生社会收入的分化现象。

  原子智库:缩小收入差距是政府这几年努力的方向。目前这势头好像有不断拉大的趋势,您觉得未来可以有哪些措施扭转态势?

  李迅雷:税收是比较好的措施。比如对高收入组提高个税征收,比如对投资收益,股权投资、债权投资等方面征利得税,这些征税会引起很大反响。还有是房产税。房产税对缩小贫富差距肯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,但是又会引发大家对房地产的担忧。中国经济周期很大程度是跟房地产周期相关,能不能牺牲稳增长实现贫富差距缩小?所以这又是两难选择。最后还有是遗产税,可能更加遥远。税收是第一个举措。

  第二个举措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福利,在养老、教育、医疗卫生等方面给予中低收入阶层更多倾斜。它的负面效应是政策杠杆水平会迅速提高,对未来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,也需要思考。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,出现了很多两难问题,需要慎重处理,稳妥解决,否则稍有偏差,可能会对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。

  房价上涨刺激消费增长

  原子智库:您之前撰文称,房价上涨和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正相关性。但主流观点显然是:过高的房价造成居民负债上升,降低了消费支出。您怎么看这种分歧?

  李迅雷:首先我要讲,市场往往会放大或过度解读我讲的某句话。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?目前居民收入增长,增速较低,整个社会缺乏消费亮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。但是三四线城市过去两年房价涨幅较大,它们的消费占比也开始提高。我仅仅讲了这么一个例子,不是说应该要炒高房价。炒高房价对整个社会肯定不利,会带来负面影响。对消费来讲,长期也会带来抑制的作用。所以,我不是说认可高房价,恰恰相反,我是认为应该能够让房价有所回落,这样的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是有利的,对未来社会健康发展,也是有利的。

  原子智库:现在市场上有观点认为,过高的房价导致汽车销量在去年有很大的滑落,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观点?

  李迅雷:我觉得不能把两个事情简单关联起来。居民把大量钱都用来投资房地产,肯定会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。但汽车的负增长更多的是由于前几年高增长,使汽车普及率大幅上升,是这个原因导致汽车销量负增长,而不是归结于住房消费。觉得不能看到两条曲线趋势相同,就认为它是相关,两条曲线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还是比较重要的。

  原子智库:从数据看,一二线城市新增消费其实不及三四线城市,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下沉市场可能是消费增量主要的来源呢?

  李迅雷:我对这样的相关性研究花了比较长时间。过去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较大时,一二线消费占比也相应提高,三四线房地产不涨甚至下跌,三四线的消费也下降,彼此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。我觉得今后几年,三四线城市消费下沉就不容乐观了,因为今后可能一二线的房价存在一定补涨的动力,三四线由于房改货币化政策的逐步退出,所以说三四线的房价可能会有回落压力,这样对三四线的消费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。这两年我们看到消费下沉,将来未必还会出现这样持续的趋势。人口流向总体还是流向一二线城市,未来一二线城市发展的机会,无论投资也好,消费也好,会更加乐观一点。

  原子智库:在您看来,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和一二线城市相比,他们在消费需求及消费行为方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?

  李迅雷:我觉得,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网购数量明显上升。一二线城市网购数量从去年8月份之后,出现了一定幅度回落,可能跟收入结构变化相关。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消费升级。他们消费的东西不太追求品牌,不太追求质量,现在随着收入的增长,使得他们对品牌、质量方面的追求有所提高。而一二线城市本身,他们已经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消费升级之后,现在来讲消费升级的趋势是有所放缓。当然一二线城市里面的高收入阶层,因为他们本身由于收入的增长较快,所以他们的消费边际倾向是递减的,也就是他们钱增加之后,不会把相应的钱按照一定比例来用于消费,他们会把更多的钱用于投资,少量的钱用于消费,所以对他们来讲,消费的拉动并不太明显。

  补贴企业不如补贴消费者

  原子智库:很多观点认为,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实更多的来源于内需。现在我们看到消费增速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。您觉得政策层面有哪些可以增加居民消费?

  李迅雷:我觉得还是要增加消费。很多人看数据时,往往会被统计数据误导,说消费已经占到50%以上或更多,就以为消费增加导致占比在提高。事实上消费占比提高不是因为消费增长快,而是因为投资下降快。投资占比下降,消费占比自然就上升。或者出口占比下降,所以消费占比相对也上升。

  在经济减速过程中,消费在增量当中占比肯定是会提高的,但在存量当中的占比提高速度就会大大地放缓。所有的成熟经济体都是靠消费来拉动的,消费占比也比较高。我们要提高消费,首先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或福利水平。

  增加收入水平有一定难度。中国经济在转型,传统产业毛利率越来越低,而中低收入阶层所处的行业往往在传统产业。更现实的办法是要增加社会福利,给予一些消费退税,家电下乡,新能源车的补贴等等,就是要增加这方面的政府的投入。另一方面,在医疗、教育、社保、养老等领域,国家要给更大投入。针对这类阶层给予免费教育,免费医疗,我觉得可以考虑。只有这样消费才能够带动起来。否则的话,仅仅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来增加他们消费,这个是非常漫长的过程。

  原子智库:现在有观点认为,政府出台家电下乡或汽车下乡补贴,对企业层面来说,短时间里面刺激企业的生产规模的扩大,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说,对企业可能不见得是一件特别利好的事情。您怎么看?

  李迅雷:对,这涉及到一个两难的问题。企业如果在补贴中成长起来,一旦补贴取消,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。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国际惯例来,我们这个补贴是应该补贴给老百姓(行情603883,诊股)呢,还是应该补贴给企业?我想更多的应该是直接补贴给老百姓,这样的话让企业根据他产品的竞争力来获得市场应有的地位、应有的份额,这样会更加合理。

  原子智库:您刚才提到刺激居民消费,政府可能要进行进一步投入。这种投入可能带来一个问题,就是政府负债可能上升。很多讨论认为,中央财政赤字应该突破3%。今年已经达到2.8%,您认为什么样的水平比较合理?

  李迅雷:我觉得突破3%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所谓安全线,也是当年世界银行定出来的,这个标准我觉得应该要突破。欧洲、美国和日本早就突破,也没有引发什么问题。从理论上来讲,我觉得是可以突破的。

  另外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,我觉得中国更具有能力来突破。财政赤字率的分母是GDP,但实际上政府负债要对应政府资产。中国的政府资产应该是全世界国家最多的。我们除了有国有企业,还有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,这两块是其他发达国家不具备的。这意味着我们中央政府的举债能力可以更强。另一方面,我们不能够单纯考虑狭义的财政赤字率,其实还有广义财政,我们有一定空间可以来做。

  原子智库:您认为空间大概是多大?

  李迅雷:我觉得,目前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率还非常低。美国政府接近100%,中国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,杠杆率水平最多就50%到60%,我算的是包含所有。跟美国比的话,还是低很多。更何况我们有很多资产。美国土地私有,国有企业数量很少,规模很小,自然资源、矿产、森林、水也都是私有的。从这一点来讲,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具备更强的举债能力。

  存量时代此消彼涨,要做好资源分配

  原子智库:您之前撰文提到说中国经济现在可能在进入存量经济时代,这种存量经济时代跟过往相比有什么样不同的点?

  李迅雷:存量经济时代,理论说就是GDP是零增长,就像日本。中国的GDP有6%以上的增长,现在还不是存量经济。但是存量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,毕竟我们GDP增长从百分之十几往下掉。增量经济阶段,鸡犬升天,存量经济阶段,此消彼涨,这个企业做强做大,那个企业就做小做弱。存量特征明显之后,会产生此消彼涨的效应。

  原子智库:分层分化也是比较大的趋势,比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,利润向龙头企业集聚。从社会的角度来说,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带来的影响?

  李迅雷:这个趋势确实带来比较大的影响。我们现在的分化远不如美国明显,也不如日本、欧洲明显,这说明我们正处于分化加速的阶段。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和增量在减少,大部分省中小城市人口都出现净流出,这些现象还会持续。政策层面,资源配置要更加精准化,而不是一厢情愿的,比如说哪个地方落后了,我到哪个地方去增加投资,你的资金投下去了,他的人口是在往外走,所以资源配置是不匹配的。

  我们要在人口集聚的地方投入更多教育、医疗资源,更多的社会福利,在人口流出的地方,你要减少它的投资,这样能够使得投资回报率进一步的提升,整个社会效率能够得到提高。否则的话,资源的错配会导致更大的浪费,顺势而为是非常重要的。

  我们现在讲很多企业是“头部企业”。头部企业肯定有更高效率,能集中更多资源,非头部企业面临转型的风险和机遇,我觉得更多应该转到服务业,提高服务业比重,降低制造业的比重。通过市场机制起决定性的作用,对整个社会发展是有利的。

  原子智库:日本乡村目前出现了明显的无人化。您怎么预判中国农村的趋势,未来会不会也像日本一样?

  李迅雷:中国农村跟日本农村的趋势会很像,只是远远还没达日本的阶段。现在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平均水平。为什么还是流到城市?农村它没有相应的文化娱乐设施,没有人口集聚,享受不到现代城市的福利。日本农村以老人为主,是典型的老人社会。

  中国也面临这样的现实问题。农民一定会老龄化,年轻人一定向往城市,这个规律是不可逆转的。人离开农村之后,农村劳动生产率会进一步提高,更少的人拥有更多资源,用更多现代化设备打造现代化农业,其实对农村发展是有好处的。我们不能说是农村凋敝,而是要说农村新格局会逐步形成。这也符合全球大的趋势。

  原子智库:政府在基建方面加大投资,一直是托底经济的方式。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可能用来解决城市分层现象?

  李迅雷:中国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,数据信息量越来越大。未来三四线城市怎么定位,都市圈怎么定位,大家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,所以有了京津冀一体化,长三角经济一体化,大湾区这些议题。这些都是要发挥核心城市集聚和辐射的功能。

  投资方面,一定要考虑到投资效率,而不是为了追求地区平衡。比如高速公路现在已经明显过剩,尤其是在西部地区。西部地区要不要再修这么多的高速公路?这是值得考虑的。高铁一定要修在人口集聚的地区,修在那些偏远地区的话,它是没效率的。高铁的投资回报率有多少,或投资带来的社会福利有多少,这是必须优先考虑的。

  原子智库:中国的高铁线路除了京沪线,其他线路盈利情况都不容乐观,您担心未来高铁会成为中国政府财政的最大的负担吗?

  李迅雷:所有投入都有挤出效应。我们把大量财政投到高铁上当然有好处,老百姓也称赞。其他支出会不会变?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,很多地方需要建设和投入,我们一定要找到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。最可以给人民大众带来福利的东西是什么?我们可以修很多路,造很多桥。造桥修高铁以后,可能就没其他方面投入的钱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最优选择。

(责任编辑:第一白银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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